L：这是部很有意义的短片，会在国外、国内给很多人看。请这些明星来参加，是表示我们的热情、好客，算是一种方法吧。毕竟这是2008 年，对于中国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，这些明星都很支持。梁朝伟正在拍《赤壁》，为了拍这个宣传片，专门飞到上海给我拍。周杰伦当时在台湾，我告诉他，我会过去拍，他直接表示，“还是我来香港给你拍吧”！他们都很帮忙，包括陈慧琳、杨千、徐静蕾等。

　　B：他们没有收片酬吗？

　　L：完全没有。大家都是义务性地来做这个事情，如果他们真的要收酬劳，这个短片的成本简直就不得了。

　　B：作为商业导演，你拍的这个版本和其他4 位导演的风格截然不同，你看过别人的作品吗？

　　L：我看过了，都很不错。其实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北京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5个人就是5 种眼光、5 种风格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
　　B：整个短片都是大量特写的美食镜头组成，究竟你拍了北京多少种美食？去了多少家餐厅？

　　L：我去了100 家餐厅。拍了至少几百道菜吧。这些餐厅都是我挑选过的，本来列入名单的有3 万家店，怎么也没办法全都去吧！

　　B：今年你会来北京看奥运吗？

　　L：当然想来看！不过现在好像所有的门票都很紧张，我都不一定买到票。我最想看的是乒乓球和排球的比赛。

　　B: 这次拍摄奥运短片中，英国导演古德里奇就受到一些海外舆论压力，认为他在是替中国奥运鼓吹，你个人怎么看这样的观点？

　　L：这哪里是鼓吹！为什么他会有压力？我倒是没有听说这件事，也没任何压力。这不是政治问题，大家应该分清楚，这就是一个全世界都期待的体育盛会。运动就是运动，不要把它和政治搞在一起，多无聊。

　　“我让理查·基尔变得不同”

　　B：《强捕犯》刚在香港上映，这是你在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。听说你很早就准备去美国拍电影，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题材？

　　L：我1998 年就去美国了。作为一名电影人，你必须要了解好莱坞的规则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接到了很多好莱坞剧本，每年也都在看，但一开始那些剧本都是打来打去的，你也知道，吴宇森、成龙去美国拍的都是打戏，美国人就知道香港人只会打。我决定不去好莱坞拍武打片，我要进入他们的主流题材。

　　B：《强捕犯》讲的是美国社会犯罪的现状。

　　L：对，其实性犯罪在美国非常普遍。看看当地的报纸，那里的父母都很担心孩子出门以后会发生什么，这个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我看到剧本的时候，觉得这样的题材是我应该去尝试的，所以很快就答应了。

　　B：是你挑选的演员吗？理查·基尔和克莱尔·丹妮丝都是很主流的美国演员，你担心和他们的沟通吗？

　　L：最开始制片方找的演员不是理查·基尔，而是另一位黑人演员。后来他和制片方可能有些合约的问题没处理好，之后才换的理查·基尔。

　　当时，我正在荷兰拍《雏菊》，制片方打电话要求我一定要飞去美国见一下理查·基尔。我记得是早上很早的飞机，我也很累，到了宾馆，制片方一群人围着我，说等下该怎么说服理查·基尔。我和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说了，我是有经验的导演，我比你们更懂得怎么和演员沟通，给我五分钟，我来搞定。美国制片人其实是新电影人，之前只做过一两部电影，所以他们很紧张。后来，我和理查·基尔碰了面，很简单就说服他了。

　　B：你怎么说服他的？

　　L：这个不能告诉你（笑）。其实很简单，我见到他后，告诉他我拍这个电影的构想，他是很有经验的演员，我一说他就明白了。我说，我会让你变得不同，我不想把你拍得很帅，我不是需要一个闪亮的明星，从镜头里面款款地走出来，走秀那样。我要把他拍得颓废一点，真实一点。他对此很感兴趣，就认同了。谈话结束后，他对制片方说，这个导演我喜欢，我答应拍这部电影，接下来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谈片酬的部分。

　　每部电影里都有我的感受

　　B：可是拍一部纯粹的美国电影，导演的自由度会变很小。

　　L：美国的电影工业有自己的规则，导演的权力的确不大。在你背后还有很多因素在制约你的行为。在美国不是谁可以说了算的，一环扣一环，导演不能对剧本做多少更改，否则拍出来和之前的提案有不同就会引起麻烦。

　　但这个也是保证美国电影工业的规则。你可以说它不灵活，但也是一种做法。香港电影工业就是太灵活了，导演觉得不好，马上就改剧本，拍完了可以不要，这样造成不必要的浪费，有些地方我们还需要向好莱坞学习。

　　B：据说《强捕犯》后期制作不太顺利？

　　L：我刚去那里，没有剪片权。我剪了两个版本，监制方也要剪，剪完后给观众看，反馈回来再去剪。但他们翻来覆去剪出来的版本和我原来也差不多。这是他们那里的工作方式，我也必须要遵守这样的规则。